无论怎样的艰难，过去了，便成了历史。
事业尽管有磨难，但毕竟在发展，道路虽然崎岖，但总是顽强地向着前方延伸。
进街入市、刀枪棍棒，近乎原始的宣传性表演，“千呼万唤”地扬起了西山武校的旗号，特别是撒向省内外的那数万份的广告效应，使得不少的家庭、家长、学生熟悉着“西山”这个名字，让十个百个的学生从这里，那里，这家，那家，向着“西山”目标，走到了一起。
学生越聚越众了，四面一圈的营房已告满员。学生一多，班级就要大，临时掘地盖房显然不现实。这时有人向校长张文彬建议购买不必挖坑掘土打地基的活动房，随便找块地，搬掉石头，整平，连草都不必除，往上面一放，想睡觉可以当卧室，想上课可以做教室。搁张乒乓球桌、台球桌什么的，那就是体育馆了。
张文彬一听，眼睛亮了亮，嘴里干干脆脆地嘣出一个字，“买！”
不几天，三栋由日本人冢本幸司在福建投资的榕东活动房公司生产的活动房，漂漂亮亮地立于西山校园之中。第二天，活动房里就传出了琅琅的读书声。
看着活动房，又听着从活动房里传出来的读书声，再一次漫步在营房外那莺飞草长的荒土坡上，张文彬心里又一次汹涌着要扩大西山，把西山武校办大、办强、办久、办美的强烈欲望。
西山武校的学生日复一日增多的同时，引进和聘用教练、老师的工作也同步启动。
来自中国大西北的金运福和大西南的王胜、陈美桥等一批教练、教师先后走进西山。
当年夏季招生时，校长张文彬无论在经费使用上，还是在人员调配上，都加大了力度。西山武校除了那些少不了教练和老师的岗位之外，能出去的一个不留，大有倾巢之势。
校招生办主任刘在远按照张文彬校长的大思路，在广东、江西、浙江等几个重点省份调兵遣将，以承包制的办法，给各个小分队划地分区，确定包干责任。在经费使用上，同样采取包干制。一个地区派去一支队伍，拨给一笔路费。在完成招生任务的基础上包干经费可以自由支配，如超额完成招生任务，还有额外奖励。
广东始终是西山武校的主体生源地，校长张文彬派出杨厚宝、王胜、金运福、李继军等组成一支小分队，深入其中。由杨厚宝负责，经费1.9万元，全额领出，由杨厚宝安排使用。时间两个半月。
到了广东，小分队又分成小小分队，一般两人一组。王胜则深入经济发达地区东莞。
七八月份，南国广东，处处骄阳似火。白天热浪滚滚，晚上仍然滚滚热浪，热热闹闹的一个城市似乎被热浪翻滚得更加喧哗。灯红酒绿，酷男靓女，在那城市中间闪烁到夜深。
背负着几十公斤广告的王胜，租下价格低廉到一间卧室只有一张床铺，就连硬板凳也没有的私人旅店住下后，就在这个城市里既展开了一场持久的“游击战”。
他在旅店的卧室里，把几十公斤重，内有千张万页的广告，分装成几十份。为便于携带，每份又卷成一筒。筒内是活的，可用手从最里面掏，把广告纸一张一张地往外取，直至剩下一筒外壳。
与这个城市的治安人员和城管人员周旋的游击战，已一月有余，王胜庆幸，能够在一个多月的漫长时间里一路凯旋，正当他洋洋得意任务完成大半的时候，厄运降临了。
那是个热浪袭击中的夜晚。他们忘我地一路贴呀，贴呀，从东头到西边，从这里到那里。当贴至一条溪边，平常人来人往，甚是热闹的桥墩之时，城管人员出现了。
张贴招生广告，按理说没有违法，充其量只是违规。所违的“规”，也只是“破坏”市容市貌的“规”。可不知从哪个社会角落里雇佣来的所谓城管协管人员，却是如临大敌，他们逮住了王胜，就好象当年战争年代抓住了一个敌特分子、阶级敌人。他们还抓其一点，不计其余，远远超出了城管人员的权力范围。说穿了，他们凶神恶煞的背面是为了罚金，而罚金就是他们活动的资金，甚至是他们的薪水或奖金之类。
城管人员把王胜押回办公室，像审犯人一般地审讯。一番装摸作样的审讯之后，提出要收罚金3000元。但那时的王胜，别说3000元，就是300元也是赖以生存的活命钱呀。
当城管员看这人掏不出钱来的时候，就强行从王胜身上搜去了100多元钱，又勒令王胜脱光衣服，光着身子面对着墙角，举起双手，一任他们拳打脚踢，边打还边下令：“让你的头头送3000元进来，赎你出去。不送3000元来，打死你们。”
但王胜却死死咬定，他们是临时受雇的，贴一个晚上只领30元雇金，也不知道那个叫张校长的人在哪里，根本不可能给他们送钱赎人 ……
审讯至凌晨，城管员又逼着王胜带他们到旅店搜查，搜查的结果，又有几百元落入他们的手中。这样仍不罢休，还勒令王胜到街上撕刮和清洗各种违规张贴物。末了，有几个城管员还不过瘾，朝着王胜左右开弓，再“赏”给几巴掌。
这几巴掌打得王胜眼冒金星。
四个半小时被剥光衣服蹲墙角，光着身子被人在背后拳打脚踢的耻辱，被搜身搜走救命钱的耻辱，最后还被刮耳光，罚清洗大街的耻辱，不能不让他铭心刻骨。
但无论怎样的奇耻大辱和艰难困苦，他仍然完成了任务，把西山武校宣传到他们所走过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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